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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真觉寺（俗称“五塔寺”）金刚宝座塔南侧，生长着两株树龄约五百年的古银杏树。2025年9月22日，这两株古树入选首批“国保单位·古树名木”协同保护名录。这一认定，既是对古树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与稀缺属性的彰显，更标志着国家层面对其给予了最高级别的认定与重视。
任海摄
塔树同庚 中印合璧的时空坐标
与印度、东南亚佛教寺院普遍栽种菩提树不同，地处温带的中国北方寺庙，多以银杏树替代菩提树。这不仅是因为气候适配性，银杏耐寒长寿，更因为古人视其“不被虫蚀、果肉洁白”，象征佛法长存与僧家洁净，且白果兼具药用价值，暗合佛家普度之意。
北京的古寺中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银杏并不鲜见：西峰寺的古木矗立院落中央，红螺寺的银杏环绕佛殿生长，大觉寺那棵千年“银杏王”更稳居无量寿佛殿前，这些古树的位置多与大殿、佛堂相伴，构成寺院的核心景观。
展开剩余85%真觉寺的两株古银杏却打破了这一常规。作为北京现存寺庙中极为罕见的例外，它们并非依附于大殿周边，而是稳稳矗立在金刚宝座塔南侧，与明成化九年（1473年）落成的古塔同龄共生。这种“塔前植杏”的布局，在京城古寺遗存中独一无二，成为区别于其他寺院古银杏的鲜明标识。
金刚宝座塔前这两株古银杏，属一级古树，均为雌树，每年能正常开花结果，每到秋日，金黄的树叶更是一派动人景致。它们枝干苍劲挺拔，植株形态各有特点：东侧银杏树高约17米，树冠展幅达14.5米；西侧植株更为粗壮，树高约20米，树冠展幅亦更大，达18米。深秋时节，两树满枝金黄，与塔基上的五座石塔相映成趣。
据考证，这两株银杏为明代建寺时所植，与成化九年（1473年）竣工的金刚宝座塔同龄，如今已悄然走过五个世纪的光阴。树与塔数百年的相守相伴，恰是真觉寺历史最生动的见证。
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，又有参加红巾军起义的经历，这让他对宗教尤其是佛教非常重视。到了永乐年间，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在藏地传弘佛法，明成祖特意派遣大臣前往邀请。宗喀巴虽未亲至，却派遣上首弟子释迦智赴京，成祖赐其“大慈法王”称号，释迦智后来还担任了永乐、宣德两代国师。与释迦智同期来京的，还有西域高僧室利沙。他携带五尊金佛与金刚宝座塔规式入朝，朱棣封其为大国师并赐金印，还特意选址在西直门外长河北岸建寺安置，赐寺名“真觉寺”。不过，真觉寺的建设并不顺利，因金刚宝座塔在京兴建无先例可循，加之这一时期国家多故，寺院建设屡被搁置，直至成化九年才正式完工。
这座被誉为“中国现存最精美的金刚宝座式塔”的佛教建筑，藏着诸多匠心巧思。其形制虽源自印度佛陀伽耶精舍，工匠们却巧妙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特色：将原本低矮的宝座加高至7.7米，使台上五塔比例更显协调，中央主塔13层，四角小塔各11层，以庄严对称的布局象征五方佛。细看塔基须弥座的枋面，还浮雕着八思巴致忽必烈的《吉祥海祝辞》。塔身四周上下雕刻有1561个佛龛，龛内坐佛雕像姿态各异，刀法细腻精湛，堪称明代石雕艺术的巅峰之作。
与这座塔同期栽种的两株银杏，最初或许只是寺院园林的点缀，却在漫长岁月中，成了寺院兴衰的见证者。到清末时，真觉寺唯有金刚宝座塔与这两株银杏幸存下来。民国时期，古塔屡遭盗掘，铜质塔刹数次失窃，而银杏依旧年复一年春日抽芽、秋日结果，为荒芜倾颓的寺址留住一线生机。直至1987年10月6日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在此成立，两株古树与金刚宝座塔及其他馆藏文物一同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，如今成为博物馆里最动人的“活化展品”。
琉璃映金 乾隆孝亲的秋日图景
古银杏的枝干间，还留存着清乾隆朝的皇家印记。每年深秋，金刚宝座塔台顶那座黄琉璃瓦罩亭的鎏金轮廓，与银杏的金黄叶片相映生辉。这抹和谐亮色的背后，藏着一段延续十年的敬老佳话。
这段佳话的源头，始于乾隆为母祝寿的修缮之举。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，为庆贺母亲崇庆皇太后六十大寿，乾隆皇帝下旨修缮正觉寺（该寺于清雍正年间因避帝名“胤禛”之讳，由“真觉寺”更名），为寺院后续规制提升奠定基础。时隔十年，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年），恰逢崇庆皇太后七十大寿，正觉寺迎来规模更宏大的修缮。此次修缮涵盖建筑改建、添建、修缮及装饰升级，涉及广泛：改建天王殿5间、东西配殿10间，增建转角房与顺山房22间，添盖重檐碑亭2座、穿堂及门罩4间，并砌内墙32丈；又修金刚宝座塔，以及大小殿宇、两山转角房、东西两所房、僧房等120余间。
尤为关键的是，此次修缮将山门、天王殿、大殿、碑亭等主要建筑的屋顶，全部更换为皇家专属的黄琉璃瓦。这一规制升级，标志着原本的喇嘛寺院正式升格为皇家寺院，乾隆帝随之赐名“大正觉寺”，确立其官方尊崇地位。此外，诸殿宇外檐重做油饰彩画，佛像通体见新，院内甬路折墁、散水海墁等细节同步修缮，最终让寺院呈现“红墙黄瓦，规模齐整，形势壮观，富丽堂皇”的风貌，建筑总量增至200余间。
大修中的另一处点睛之笔，是工匠在金刚宝座塔台顶增建的重檐罩亭。这座罩亭遵循皇家规制，黄琉璃瓦顶在日光下熠熠生辉，既为塔室内石刻佛像遮挡风雨，又与寺院整体皇家风格巧妙呼应。乾隆帝还亲自撰写《御制重修正觉寺碑》，以“钦奉慈宁万寿，肇建梵宫”的字句，直白流露孝亲之心，也翔实记载了此次修缮盛事。
《日下旧闻考》收录的史料，更为这段佳话补充了生动的细节：皇太后七十大寿当日，正觉寺内上千名喇嘛齐聚诵经，鼓铙之声不绝于耳；各国使臣亲临献上寿礼，塔前的银杏树恰逢盛期，黄灿灿的落叶铺就“金色地毯”，成为寿典中最雅致的自然装饰，让皇家庆典的庄重与自然界的灵动完美融合。
乾隆帝对这座祝寿圣地的偏爱，从修缮细节中可见一斑。史料记载，两次大修共耗费白银五万六千五百一十五两三钱。黄琉璃罩亭的选址尤为精妙：站在亭下可俯瞰长河风光，回头能望见五塔峥嵘，秋日里更能透过亭檐欣赏银杏枝叶如金箔轻舞，构成“塔、亭、树”三位一体的绝美图景。
如今，古银杏早已超越普通树木的意义。每当秋风拂过，叶片簌簌飘落，仿佛在复述当年的寿典盛景。观众驻足塔前时，既能从黄琉璃瓦上读出皇家威仪，也能从银杏金黄中触摸到那份穿越百年的孝亲温情。
法帖传心 银杏树下的文人风骨
古银杏的浓荫里，还藏着清代文人的鲜活印记。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《诒晋斋法帖》的镌刻者成亲王永瑆，其人生逆境中的创作历程，竟与这两株古银杏早有牵连，而这段渊源的起点，可从乾嘉学者洪亮吉笔下的银杏诗说起。
被称作“清代海瑞”的洪亮吉，不仅以刚直著称，更曾为真觉寺银杏留下珍贵文献记录。他在游览五塔寺时，写下：“五塔寺边双树奇，马行迂道款禅扉。高枝似向云中出，落叶犹能天半飞。清磬几声催夕照，疏香十里点朝衣。邻斋东去春如海，较尔浓荫覆院稀。”诗前题记更明确记载：“自御园回，半道游五塔寺，寺中有古树两株，出檐几数十丈，花开覆屋，寺僧曰：银杏也。为赋一律。”这首诗与题记，不仅是现存较早描写真觉寺两株古银杏形态的文字，更印证了当时银杏已是寺院标志性景观。
以诗咏杏的洪亮吉，在朝堂上秉持直谏本心。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，他大胆上书《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永瑆等书》，直指朝政弊端，指陈吏治松弛、财政耗损，更直言嘉庆帝“视朝稍晏”“小人荧惑”。这番谏言触怒龙颜，嘉庆帝怒掷奏章，当即下旨将其贬谪伊犁，史称“洪亮吉案”，一时震动朝野。而与洪亮吉素有诗文唱和之谊的成亲王永瑆，也因“交友不慎”被嘉庆帝严词斥责，一度被罢去军机大臣之职，这也为他后来寄情书法、与真觉寺银杏深度结缘埋下伏笔。
罢官后的永瑆将更多精力投向了毕生热爱的书法艺术。作为与刘墉、翁方纲、铁保并称“清四家”的书法大家，他自幼酷爱翰墨，经“罢职风波”后，决心将毕生收藏的魏晋至明代名家墨迹摹刻成帖，既为传承书法文脉，也为借笔墨寄托情志。这部最终定名《诒晋斋法帖》的刻石，于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正式完成，共计16卷近300方。刻石选用上好青白石，镌刻工艺精细入微，几乎完整再现了原作的笔墨风骨，“笔笔藏锋、字字有骨”，被誉为“清代法帖之冠”。如今，这些刻石静静陈列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厅之中，与不远处的古银杏遥相呼应。石刻上的墨痕与银杏叶的金黄，共同构成了文人风骨的生动注脚。
当这两株五百年古银杏入选首批“国保单位·古树名木”协同保护名录，其意义早已超越植物学范畴。从明代西域高僧室利沙携来的金刚宝座塔异域规式，到乾隆帝为母祝寿的皇家寺院升级工程，再到成亲王永瑆刻就《诒晋斋法帖》的文人坚守，两株古银杏恰似两位沉默的史官，将中外交融的建筑智慧、敬老爱亲的皇家温情、逆境不屈的文人风骨，尽数藏进年轮里，在长河北畔续写着古都的文化传奇。而我们每一次驻足观赏，都是与五百年历史的温柔对话，在金黄叶影间，读懂北京的深沉底蕴与厚重文脉。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）最靠谱股票配资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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